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

　　—— 中國正迎來自信時代

　　今天的中國處于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今天的中國有1840年以來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國是全球各主要國家中發展最好的國家。這三個事實判斷，就構成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堅實基礎。

　　一、近代以來的縱坐標

　　1840年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自此中國由一個“中央帝國”被帶入強雄林立的國際體系。不管是滿清還是隨后的中華民國，盡管努力不止、代價不休，卻都無法適應歷史、回應歷史，從而將中國帶出五千年來前所未有的低谷，國家和民族都淪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

　　據中國當代國際法專家王鐵崖統計，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共締結過1175件約章，其中絕大多數是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涉及割地、賠款、租界、駐兵、關稅、法權，勢力范圍林林總總，將中國層層鎖定，成為全球大小國家任意欺凌的對象。19世紀美國外交官、精通中國事務的何天爵曾憤怒地指出：“現代的萬里長城主要是由鴉片箱構筑起來的。”

　　中國彼時的國運正如臺灣著名學者柏楊在《中國人史綱》所嘆息的：“一些中國曾經聽說過，或從未聽說過的彈丸小國，在過去就是前來進貢也不見得夠資格的，現在排隊而來。清政府手忙腳亂，無法招架，于是只要他們報出一個國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們簽訂條約。他們雖然沒有把中國打敗，結果卻每一個都是戰勝國，跟蝗蟻一樣叮在中國身上吸血……在這些彈丸小國眼中，中國是一個土頭土腦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機坑騙一下，簡直良心上過不去。”

　　在世界新老列強瓜分中國達到高潮時，竟然出現了人類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荒唐現象：日本要求中國保證福建省不割讓他國，法國要求清政府保證廣東、廣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島不割讓他國，德國要求保證山東省不割讓他國。而這些列強瓜分時連最起碼的外交程序也沒有，直接派軍艦占領，聲稱有租借的必要，就萬事大吉；英國先是強迫中國向它借錢，當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戰爭賠款而撤出威海衛時，英軍就開進了。所有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盤接受。

　　這樣的國家，其國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備受歧視。美國政府允許日本留學生攻讀軍校，卻不給中國學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國國務院竟回函稱“美國大學沒有你們中國學生立足之地”。1882年美國通過的排華法案，更使華人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被國會和聯邦政府立法排擠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盡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對而言，它畢竟對內還能勉強維持國家形式上的統一，對外則還能保持一個國家形式上的主權獨立，而且戰爭結束和內亂平定之后還能有短暫的和平與喘息時機。到了所謂的“亞洲第一共和國”亦即中華民國時期，則連這一點能力都喪失殆盡，甚至西方列強即使想簽訂不平等條約也不知道要和哪一個政府打交道了，百姓則是在接連不斷的內戰、外戰和災荒中流離失所、朝不保夕、茍延殘喘。

　　中華民國時代是一個既沒有帶給中國獨立，也沒有帶來統一，更沒有帶來富強與尊嚴的時代。在其短短的37年間，經濟陷入破產，軍閥混戰，大規模的內戰，外敵入侵，國土分裂，從上到下的完全腐敗，等到它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中國幾乎到了“蠻荒亡國”的地步：人均壽命不足35歲，文盲高達80%。中國幾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時。清末中國面臨的三大挑戰：極端的貧困和積弱不振、列強環伺的生存危機、國家的分裂和軍隊的軍閥化，中華民國不但一個挑戰都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惡化。

　　在民國初年，中國有三條道路選擇。一是舊體制內的新人物袁世凱選擇走向帝制。二是代表體制外民間力量的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三是孫中山主張繼續革命。然而，一番博弈下來，袁世凱固然稱帝失敗，橫死而身敗名裂。梁啟超心儀的開明專制——君主立憲也同樣沒有實現。至于一向主張革命的孫中山，也仍然一敗涂地，抱憾離世。中華民國堪稱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盤皆輸的歷史階段：帝制的失敗并不意味著共和的勝利，而是無一勝者，從而使中國陷入絕境和死路。《劍橋中華民國史》總結道：“自由主義政治和獨裁——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滅亡”。

　　對民國，當時記者黃遠庸(筆名遠生，有“民國第一名記”之稱)曾有如下評論：“一國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 中華民國時期最著名的商人、身體力行實業救國的張謇(他曾被票選為民眾“最敬仰人物”)1926年臨死有如下遺言：“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時代。”

　　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成為一戰、二戰戰勝國時也依然沒有多少改變。一戰后，中國代表團去參加巴黎和會，欲向法國總理頒發大總統勛章，卻被一口回絕，最后什么權宜也沒有爭回。二戰后，同盟國英美蘇仍然侵害中國的主權，三國均在中國有軍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權。

　　蔣介石時期的中華民國究竟如何，不妨聽聽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口述自傳》中打破外交慣例直言不諱的評論：“蔣軍從來不是良好的部隊。我們把大約30.5億元的軍事裝備，送給了這些所謂自由中國人士，結果，從北京到南京的戰線上，蔣介石約五百萬軍隊，卻敗給了共軍，共產黨拿了這些軍事裝備，把蔣和他的手下，掃出中國大陸。說實話，他一直都不是個東西。他們曾要求我派出數百萬美國部隊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絕。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們怎么說。他們繼續嘲罵與控訴，說我對共產主義軟化，又說我庸碌無知，但我不會屈服于這些指責。對于蔣和他的一伙人，我從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這群混蛋一個個都該關進牢獄里。”

　　真正改變中國積弱積貧，一舉消除了自曾國藩時代起就困厄國人的兵隨將有的軍閥化傾向，完全擺脫了國際強權勢力對中國事務的干涉，重建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的，還是1949年由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從1840年算起，中國完成上述任務用了100多年。

　　二、六十年一甲子的橫坐標

　　中華人民共和國到現在已過一個甲子。縱向比，用臺灣李敖大師的結論就是：今天的中國早就超越漢、唐。那么橫向呢？我們不妨先從亞洲兩大強國日本和印度說起。

　　日本在二戰前就已經完成工業化，是世界五強之一。這也是它在二戰期間能夠同時挑戰美國、英國、中國以及蘇聯等世界大國的原因。二戰它雖然是戰敗國，但技術和人力資源優勢仍在。而且它在美國的軍事占領和保護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紅利。由于冷戰的因素，得到了美國單方面的貿易優惠。60年間，它沒有發生過戰爭、內亂，沒有走過任何彎路。

　　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在20年后的今天，它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全球第一，高達225%——其政府預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債！2012年經濟再度出現負增長，國民儲蓄率(家庭儲蓄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竟然連續5年僅為一向沒有儲蓄傳統的美國的一半！與經濟失去的20年相對應的，則是日本政治上混亂的20年。上世紀90年代日本出現了7任首相、9個內閣——這其中還發生了6次內閣改組。這期間最短命的羽田內閣僅存在了兩個月零兩天。21世紀頭12年，更出現8個首相，11個內閣——這其中還有10次內閣改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內閣僅維持了一個月零十天(另一個短命的森喜朗內閣僅持續了三個月)，實際已經喪失了治理國家的能力。這也是為什么鳩山上臺后竟然異想天開地“疏美親中”、 2011年日本發生百年一遇的地震和海嘯，時任首相的菅直人雖然無能還親自指揮，結果導致核電站爆炸而在下臺后被檢方起訴！災難過去幾個月了，災民還得不到安置，處于生活無著的狀態。野田佳彥上臺后竟然在主權問題上向中國挑釁(國有化釣魚島)。一個經濟上20年無法擺脫困境、政治上20年持續混亂的制度，算是一種什么制度呢？

　　印度1947年獨立建國，被認為接收了其殖民時代宗主國英國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體系以及流行全球的英語等優勢資產。雖然前30年，發生過三次印巴戰爭、短暫的中印戰爭、全國性動亂引發的長達一年半(19個月)之久的全國戒嚴，但總體上來講，其彎路要比中國小得多。盡管如此，1976年“文革”結束時，中國整體上仍然略優于印度(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之后，印度和中國的差距迅速拉大。據印度媒體分析，經濟發展上，它比中國落后10年，社會發展上，則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8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2002年的水平。貧窮人口比例，印度也相當于2002年時的中國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僅相當于中國1995年時的水平。在改善衛生條件上，中國領先印度17年。兒童死亡率，印度僅相當于中國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還記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發生了11年來最嚴重的斷電事故，全國超過一半地區、約6.2億人無電可用，受影響人數超過歐盟國家人口總和、美國人口的兩倍。這不僅是印度10余年來最嚴重、也是全球歷來最大規模的停電事故。此時世人也才知道，原來這個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獲得的電力供應，還不足以點亮一個燈泡。

　　盡管印度擁有很多的耕地，但根據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饑餓指數(2011 Global Hunger Index)顯示，印度在81個國家中排名第67位(中國是第4位)——后33位被指饑餓是最主要的威脅，有兩億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饑餓人數最多的國家。(全球饑餓指數根據一個國家營養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歲以下體重過輕兒童的比例以及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等指標來衡量饑餓程度)2012年1月，印度總理辛格將印度的營養不良問題稱為國家的恥辱，因之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有42%的兒童體重過輕。

　　日本和印度，還有一個共性，即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發表的2012年全球性別報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個國家中分別名列第101名和105名，遠遠低于眾多非洲國家、中東國家。中國是第69名，名列亞洲最佳五強行列(該指數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國家)，優于歐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臘和匈牙利等國。

　　最近，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強奸案引發全國憤怒和抗議浪潮，就是對女性長期所受歧視不滿的總爆發。根據路透社的調查，對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險程度第四高的國家，比索馬里還要糟，略好于戰亂不斷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以“強奸之都”而惡名遠揚。印度除了嚴重的男女不平等，還有更觸目驚心的種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種姓超過全國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群體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視，再加上廣大受歧視的婦女，這等于是說在印度絕大多數公民是二等公民。

　　雖然日本和印度一個號稱亞洲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一個號稱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但一個沒有平等或者嚴重存在不平等的社會，是一個好的制度嗎？

　　再來看看美國。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卻陷入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中，5年間搞了四輪量化寬松卻于事無補，其債務已經高達16萬億——奧巴馬上任時還只是10萬億，他競選時聲稱第一個任期要減少一半至5萬億，結果卻是不減反增。今天的美國每花出1美元，其中的45美分就來自借債。經濟危機中，許多中小城市宣布破產。如果不是憲法規定州政府無權破產，許多資不抵債的州也早踏上破產的境地。美國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設有債務上限的國家之一，但其債務上限自1960年以來，已經提高了78次，平均一年接近兩次。債務上限的作用早就形同虛設。

　　如果以冷戰后20年來看，美國先是搞出互聯網泡沫，后又搞出房地產泡沫，最后以次貸危機為標志，出現大崩盤。對外則戰略性錯誤地發動一場又一場戰爭，將其軟硬實力無謂地大量消耗。

　　從國家進步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內外戰略顯然都出了嚴重的問題，和同時期中國抓住每一個機會高歌猛進形成鮮明對比。在中國面前，美國正在丟失一個個桂冠：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美國超越英國后，100多年來第一次被另一個國家反超)、全球第一大汽車銷售國、專利申請全球第一、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2009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已經達到50%！

　　對于美國的制度，可以從不同角度去解讀。倒是美國前總統卡特一席話，頗令人尋味。卡特2012年年末參加“三亞財經國際論壇”表示，他本人很討厭攻擊中國的言論，但很不幸，這就是美國政治生活運轉的一部分，幸好選舉結束后，這些言論會自動消失。

　　和卡特只談現象不同，美國也有人開始把矛頭指向美國民主制度本身。保守派評論家大衛·布魯克斯在《紐約時報》有如下的評論：現在大家把民主奉為神圣的信條，殊不知建國之父很少談民主，他們是以共和的原則來建構國家。民主與共和的一大區別在于，民主相信多數人，共和則對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設計一套制度來抑制變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帶來的破壞力。

　　和強調自由企業法則的美國不同，歐洲則是以福利制度為基礎的龐大官僚體系、持續升高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稅收)和政府控制企業為特征的模式。然而，這種模式在全球化和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下，也同樣不可持續。今天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最重的希臘，失業率高達25%，青年人失業率高達60%，百姓生活整體倒退10多年，許多孩子被父母拋至學校、幼兒園、政府機關。希臘原本是歐洲自殺率最低的國家，希臘東正教更拒絕為自殺者舉行葬禮。根據希臘衛生部報告，2011年上半年的自殺率與2010年同期相比暴增40%，甚至發生了在雅典憲法廣場舉槍自盡、帶著90歲老母親一起跳樓的駭人案例。

　　西方在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挑戰面前，既沒有出現指點迷津的思想大師，提不出指向性強、思路清晰的改革路線圖，也沒有出現類似于上世紀80年代里根、撒切爾夫人那樣的政治領袖，以推進大刀闊斧的改革。整個社會依然處于混沌、迷茫、束手無策的境地，其精英的制度自信心迅速下降。

　　中國崛起過程中，西方一直都在質疑中國模式能否持續。應該說，誰都不是預言家，中國模式未來是否能夠持續只能由歷史來驗證。但歷史(這場危機)已經告訴我們，歐美的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必須進行重大、全面而又深刻的變革，否則將很難渡過難關。

　　類似于今天西方經濟危機的考驗，自中國崛起以來已經幾乎成為常態。上世紀80年代，是拉美經濟危機，90年代先是日本經濟泡沫崩潰，再是東南亞經濟危機和俄羅斯經濟危機。 但中國大陸不但沒有發生類似的危機，而且頂住了各種危機的沖擊，進而又不得不擔負起克服危機的區域或全球性責任。今天的中國，被稱為金磚國家，但在五大金磚國家中，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遠超其他四國總和(廣東一省國內生產總值2008年就超過南非，和荷蘭不相上下)，全球競爭力更是以名列第29位而遠遠把另外四國拋在身后(巴西排名第48，南非排名第52，印度排名第59，俄羅斯排名第67)。反腐敗問題，中國在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中，也是表現最好的。根據透明國際2011年排名：巴西73位，中國75位，印度95位，印尼100位，墨西哥100位，孟加拉國120位，巴基斯坦134位，尼日利亞143位，俄羅斯143位。

　　三、中國制度模式的特點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當回顧歷史，環顧全球，只要尊重客觀事實，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制度不僅是100多年來中國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總體看來全球表現最佳的制度。那么，究竟應該如何解讀中國的制度模式呢？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目前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蕩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于，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說中國的政改是未雨綢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則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以領導權力的更替為例。中國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實行的是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年齡限制、定期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期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鑒。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風險、制定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選出最優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最后，不妨借用一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的一段話作為中國復興的注腳。他在2008年7月參加中國經濟變革3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上說：“過去30年中國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中國以外的人對此并不十分了解，但我們都清楚中國的變化，對全人類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國的奮斗是全人類的奮斗。”在我們中國人看來，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并不僅僅是擔當了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不是從歐洲每年進口1000億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進口7500億美元的商品，也不是對歐洲的投資超過歐洲對中國的投資，不是減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多少債務和提供了多少援助，而是中國走出了一種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這也難怪《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無憂心地感嘆：我很不愿意地對我女兒說，你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

　　顯然，當西方精英開始失去自信的時候，中國正迎來自己的自信時代。

　　(作者：旅法學者)

　　(轉載自《紅旗文稿》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