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進程中，要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最重要的是使國有企業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定國有企業改革的信心和方向，努力探索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上邁出新的步伐。

　　針對國有經濟分布過寬、整體素質不高，以及國有企業活力不夠、效益下降等問題，中央明確提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著力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使其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按照中央確定的方針和部署，近年來國企改革全面推進，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逐步從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向基礎性、公益性、支柱性產業集中，向優勢產業和大集團、大企業集中。國有企業數量大幅度減少，一般性競爭性領域的絕大多數國有中小企業進行了改制，退出了國有經濟行列。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發生了深刻變化，效益逐年增長，實現利潤總額由2002年的2636億元增長至2011年的14989億元；技術創新能力明顯增強，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國際先進水平的創新成果。國有經濟的壯大，不僅顯著增強了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而且主導作用和影響力得以充分發揮。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之所以能夠從容應對，并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向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使政府宏觀調控得以更好地掌握全局、指揮全局。

　　從我國國情和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發，當前及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國有企業還要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國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作為公有制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國有經濟，其地位和作用要與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相適應。我國作為一個后發工業化國家，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科技、經濟上占優勢的巨大壓力，存在著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客觀現實，要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趕超戰略，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還需要國家通過必要的調控手段集中必要的資源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國正處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轉型期，處于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這一時期，要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加快構建和諧社會，都需要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調節作用，加快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為此，還要繼續按照中央確定的戰略方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為國有企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深化的過程。黨的十六大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來，國有企業改革不斷向前推進，在一些重點和難點問題上取得新的突破，主要表現在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框架基本建立，長期存在的政企不分、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的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國有資產監管法律法規體系基本形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邁出重大步伐，等等。可以看到，經過多年改革，國有企業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今天的國有企業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企不分的經濟單位，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獨立法人和競爭主體。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看到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還很繁重，絕不能使改革停滯不前，更不能倒退回潮。要準確理解中央對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的要求和部署，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進一步使國有經濟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切實解決好市場有效競爭不足以及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等方面的問題。

　　一是繼續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要通過資本市場和重點項目實施，吸引和帶動其他所有制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推進大型國有企業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實現產權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繼續推動和規范企業改制上市，探索完善企業整體上市后的管理體制；繼續加大規范董事會建設力度，逐步啟動董事會、董事評價工作，完善董事會規范運作的制度體系；深化企業領導人員管理制度改革，健全市場化選人用人機制。二是繼續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切實把國有資本投資重點放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要推動國有企業內部業務板塊之間、國有企業之間、國有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之間的重組整合；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斷提升企業科技創新能力和整體素質；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走出去”，提高國際資源配置能力。三是研究推進壟斷行業改革，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并完善監管辦法。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堅持和完善監事會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國有金融資產、非經營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等的監管制度。

 　　（本文章摘自《經濟日報》）